老子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蕴藏着丰富而博大的哲学思想及辩证法智慧。其中以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等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和以孔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为代表的儒家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之比翼双壁，其精辟的治世处事之论，成为中华民族治国安邦、抵御外侮、生存发展及克服困境的智慧库。
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场中日之战，不啻是两国在军事、科技、经济硬实力的较量，更是两国在文化软实力的比拼。敌人武器装备精良，军队军事素养亦远胜于我，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中华民族没有被强悍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与敌周旋，并不断地变被动为主动，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要力量，最终制胜敌人。
早在抗战之前，众多国人便料想中日必有一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高层还是共产党高层，都清醒地知道敌强我弱，但“主战派”和多数民众仍坚信中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国人这种自信源于悠久的中华历史文化，源于中华民族善于辩证法的传统，特别是弱能胜强的辩证思维。正如现代军事理论家、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1882—1938），在其倾尽一生心血所著的《国防论》中之扉页题词“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蒋百里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广阔的地域，就是敌人先占我几座城市也不能伤我元气，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主要在农村，中国完全可利用辽阔的空间与敌人进行周旋，并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和持久抗战的理论，进而提出以大西南作为大后方并迁都大西南，诱使敌人由东往西而不是由北往南进攻。因为由华北往华南俱系平原，便于敌机械化部队大展其威，中国军队应沿长江由东往西节节抵抗、逐次消耗敌人，形成战略相持，待变破敌。蒋百里的国防理论，既彰显着中国古老的道家辩证法智慧，又蕴涵着现代兵学成分，成为中国抗战的最早宏论。尔后，国民政府大体实际实施了蒋百里的建议，中国军队沿长江防线由东而西节节抵抗，不断消耗敌人，当打完武汉会战后，日本终致战线过长，锐气被削，两国遂形成战略相持。
客观地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虽有其“攘外必先安内”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一面（尤其在1937年形成抗日统一战线之前），但亦不乏弱能胜强的辩证思维以及中国必胜的坚定信念。
1934年7月，在主持庐山军官训练期间，蒋介石发表了《抵御外辱与复兴民族》的讲演，认为虽然现代化强国日本的军事、经济、政治等远比中国强大，有迅速灭亡中国的可能，但我们更应在战术、精神、统帅、历史、文化、道德、经济、土地、人口、外交等种种方面比较敌我情势，明确胜负之所在，探讨制胜克敌之要道。在淞沪战役后不久的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表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地抵抗”“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有利。若是能抵抗得了3年、5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他还提出对日作战的五点方针，即：“第一，战术要取攻势防御；第二，就是步步为营，处处设防；第三，就是固守不退；第四，要注重游击战术；第五，组织并训练民众。”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是天下大势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变成了有盟友加入的联合作战，从此，抗日战争掀开了新的篇章。
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更是高瞻远瞩。1938年5月26日至6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论持久战》。在《论持久战》这篇光辉的著作里，毛泽东分析了中日两国双方的优劣条件，得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毛泽东充分汲取了古代道家“弱能胜强”、“柔能克刚”的哲学智慧，并将其上升到唯物辩证法的高度，运用此消彼长的对立统一原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暂时处于弱势的中国一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战胜强大的敌方。细细读来，《论持久战》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弱能胜强，经济、军事、科技落后的中国在坚持持久战的条件下必定能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源于中国古代道家的“弱能胜强”的观点，其弱能胜强、中国必胜的论述，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思想武器。
